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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侨报数字报刊平台-郑家男儿
发布日期:2022-02-16 02:55   来源:未知   阅读:

  小时候,对祖父和父亲的记忆是模糊的,似乎只是遥不可及的定位——祖父在南洋,父亲在四川。他们一个在福清的东南边,一个在福清的西北边,而只有祖母、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守在家里边。

  我们家住福清渔溪镇上郑村。上郑又称定山,全村90%以上是郑姓人家。据族谱记载,上郑郑氏是莆田“南湖三先生”的后裔,早在南宋末年就从莆田桃园里迁到现住地。经过历代先祖沧桑砥砺,艰苦创业,上郑郑氏终成渔溪镇一大望族,现侨居印尼的著名侨领郑年锦就是我村宗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政府腐败无能,军阀连年混战,福清掀起了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浪潮。

  我的祖父郑世苗为了养活他的母亲和4个儿女,也在1929年随宗亲背井离乡,坐了近一个月的轮船,几经辗转,南下印尼。

  我从未见过祖父,对祖父的了解,大多停留在祖母的口述中。据祖母回忆,民国丁丑年(1937年),靠贩卖布匹赚点小钱的祖父曾回乡一次,在祖厝旁建了一间偏房,同时购置了几亩田地,并出资修缮乡村宗庙,全家生活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但不知祖母当时是否知道,那一次相聚,竟是祖父与她的“道别”。回乡不久,祖父又远涉重洋,再去了印尼,在万隆娶妻定居,生了三男二女。此后祖父母便再未相见,个中感受,记忆中,祖母从未提及。

  20世纪80年代初,祖父的孩子们都步入了中年,我的南洋大姑来福清探亲。当大姑用拗口的福清方言喊着“妈妈”时,年迈的祖母嘴唇翕动,泪眼朦胧,紧紧握住了姑姑双手。

  此后,我也在1994年到过印尼考察旅游,探望了住在万隆和雅加达的亲人。万隆的几家亲人都住在大明街附近,姑丈在大明街开有一家布店,街上许多商铺老板都是福清籍华裔,用福清方言就能和他们交流沟通,即使身在异国,也能感受到浓浓的乡情。

  印尼之行,其实不单是旅游观光,那次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亲人们带我去了万隆东郊,祖父就葬在那里的芝加律公墓。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与祖父距离那么近,虽然我们从未见过,甚至相隔万里,但真正面对祖父的陵墓时,心情却无比复杂激动。

  老家和南洋的联系随后越来越频繁,本世纪初到2019年全球疫情暴发前,在印尼万隆福华理事会任职的姑丈曾多次率队带领印尼华裔青少年回闽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帮助华裔新生代实地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其间,姑丈会带着姑姑一起回乡,姑姑和母亲亲昵相伴,其乐融融。

  几十年来,看着家族长辈们来来往往,难免感触深切,不管是印尼的亲人,还是渔溪的家人,其实都是福清人,都有相同的血脉,相同的语言,这份联系是无论如何都割舍不断的。

  在祖父重返南洋的第二年,时年17岁的父亲郑昆钦也曾循着祖父走过的路到过印尼,在印尼停留半年后,父亲还是选择了回国。

  相比于祖父迫于生计出国谋生,父亲有更高的理想追求,面临着更多的人生考验。回国后,父亲走上求学之路,到莆田哲理中学读高中,和许多福清籍学生一块寄宿在我外祖母家中。在外祖母的照料下,父亲考上暨南大学。抗战时期,暨南大学从上海迁到福建建阳,抗战胜利后又复迁上海。当时,上海如火如荼,父亲在暨南大学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杨前康(渔溪后朋村人)介绍下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

  在上海执行任务时,父亲暴露了身份,被特务追捕,他只好潜回渔溪老家,没想到渔溪警署接到上峰指令,也准备捕捉父亲。幸运的是,父亲在警署上班的同学,迅速向父亲通风报信,父亲连夜逃到南竿塘(现马祖岛)老乡处,才躲过一劫。后来,父亲从南竿塘返回上海,家中留下祖母和母亲一对柔弱女子担惊受怕,度日如年。

  随着上海的解放,父亲总算平安无事,他加入了上海军管会,并在盐管局工作。当时上海在筹备南下服务团,急于想和家人团圆的父亲,一听到消息随之报了名。没想到却迟了一步,南下服务团已于1949年7月19日出发。刚好上海赴西南服务团的队伍正在组建,阴阳差错就把父亲的名字划在西南服务团的名单上。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但父亲还是选择放弃上海的工作,以组织安排为重,在1949年7月24日到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集训,10月1日随大部队出发,经过近8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来到四川乐山。

  他性格耿直,为此走了不少“弯路”。1957年,时任乐山专署商业局局长的父亲,被下放到峨眉县粮食局工作,一去就是20多年。直到1979年,父亲受到的不公正处理被予以纠正,以县处级领导待遇离休回家,我们一家才在阔别30年后得以团聚。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当我到福州火车站取托运回来的行李时,发现父亲竟然把三四十斤重的煤炭炉也托运带回。我当时说,这破烂东西扔了都没人要,他淡淡回答,这是他自己亲手做的,丢掉可惜了。我们都没想到,父亲在四川的日子竟然也如此艰辛不易。

  往事已成空,父亲在老家平平淡谈过了20多年,最终在叨念着“郎官渡的船到了,我要回四川”的梦呓中去世。郎官渡是福清著名的古渡口,家乡传说,老人逝去时都会梦到郎官古渡的船来接他。而四川是父亲一辈子为之奋斗的地方,在那里他历经了太多的酸甜苦辣。

  从我记事开始,祖父就背着养家糊口的重担远赴重洋,父亲一直负着保家卫国的使命奔走各方,郑家的男儿总是常年在外。至于家里的一切,都是妇女在打点。

  我的祖母,18岁与祖父成家,祖父出国后,她既要操劳家务,又要下地干活,总是天未亮就起床,煮饭、洗衣,忙得团团转。每到我们吃饭时,她又跑去喂鸡、喂鸭、喂猪,一直忙到我们吃完饭,她才匆匆吃几口又干活去了。这习惯,祖母一直坚持到她不能下地干活为止。

  我的母亲,19岁就来到渔溪。父亲高中寄宿在外祖母家时,外祖母靠着在新加坡谋生的外公时断时续的汇款,以及为学生洗衣做饭的佣金培养6个子女读书。后来,新加坡为日本所攻陷,外公的汇款断了。时读高中二年,作为长女的母亲,只好辍学到仙游一所小学当教师,后在父亲的介绍安排下到渔溪定山小学任教直至退休。母亲姓林,乡邻们尊之为“林老师”,这称呼在乡亲口中似乎是一种品牌、一个象征。几十年如一日,母亲都守在渔溪,为人善良,教学有方,陪伴了村里一代又一代儿童的成长。母亲逝世时,许多白发苍苍的学生都主动来送她一程,那场面我至今难忘。

  为了把我和兄弟三人拉扯大,祖母与母亲总是日复一日地操劳。不过我们三兄弟从小就懂事,后来也有了不错的事业,没辜负这份养育之恩。尤其是毕生追求中医药发展的大哥郑敏,1994年就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如今年近八十仍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国家级工作室带学生传道授业……

  恍惚之间,母亲已去世5年。每当夜半更深,辗转反侧,祖母和母亲那慈爱的面容总是浮现在眼前。一想到祖父远下南洋,父亲义赴西南,祖母和母亲两个女人为撑起一个家所经历的艰辛和苦楚,一想到我和兄弟3人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更是五味杂陈,难以入眠。

  小时候逢年过节,大家围桌而食,祖母总是另外多盛两碗白米饭,多放上两双筷子。年少的我总是好奇而疑惑地瞄了瞄那两碗米饭,却不知祖母的用心。长大后才晓得,这原来是为祖父和父亲所准备的。

  这些过往,随着我们的老去,终将变得遥远,好在下一代再也不用像父辈那样单枪匹马在外拼搏,再也不用分隔两地、聚少离多。郑家男儿的故事,也许会在家族代代相传,而郑家妇女的身影,我想忘记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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